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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人使用芳香材料，最早是出于祭祀神明和清潔環境的需求，后來逐漸衍生出辟除邪祟、治療疾病、社會交往、審美愉悅以及文房點綴等方面的功能。
我國最早使用的香料出自中國本土，后來經由海上貿易與陸上絲綢之路引進了海外香料，同時在熏燃方式上也由單一品種改為多品種混合。至于熏香器具——熏爐，也在材質與形制兩個方面經歷了由單一到豐富、由簡單到復雜、由單純實用性到實用性與裝飾性并重的過程。
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海宇攸同——廣東秦漢考古成果展”，陳列了11件熏爐和一盒（約三十粒）乳香。這都是考古人員從廣州地區兩漢時期墓葬中發掘出土的實物。其中2件銅熏爐、1件陶熏爐和那一盒乳香，均出自廣州南越王墓。
雖然參展熏爐只有3件，但南越王墓實際出土熏爐多達13件。南越王趙眜生活在西漢中前期，這一時期正是我國香文化發展的重要轉折期，南越王墓出土的熏爐和乳香，在熏香習俗、熏爐形制、香料貿易等多個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南越王墓出土的四聯體熏爐
漢時南越國引領熏香時代風尚
南越國是秦末至西漢中期存在于我國嶺南地區的一個割據政權，以番禺（今廣州）為都城，全盛時疆域包括今廣東、廣西（大部分地區）、福建（一小部分地區）、海南、香港、澳門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南越國立國于公元前204年，比漢朝還早兩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攻滅了南越國，將其版圖納入漢朝疆域范圍。雖然享國不足百年，但是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古南越國在我國香文化史上占據了重要的篇章。首先體現在它曾經長期引領熏香時代風尚。
我國古代熏香經歷了從貴族專享到民間普及的過程。西漢前、中期，熏香在中原漢朝統治區域內還僅僅局限于高級貴族偶一用之，而地處嶺南、相對獨立的南越國卻已進入高級貴族追求極致，普通階層也習以為常的階段。
從戰國后期到秦末漢初，頻繁的戰亂對社會經濟民生造成巨大破壞，使得中原香文化的發展停滯不前。同一時期，南越國香文化卻呈現出一片生機盎然的氣象。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在整個兩漢時期，南方地區墓葬中出土的熏爐總數量明顯多于北方。據《洛陽燒溝漢墓》《廣州漢墓》和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廣州發掘的400余座漢墓中，共出土熏爐112件，而在洛陽燒溝發掘的220余座漢墓中，僅出土熏爐3件。另據夏素穎《河北出土漢代熏爐研究》，截至2019年，整個河北地區有明確出土信息的完整漢代熏爐只有33件。
進一步從熏爐材質作具體比較更能說明問題。據楊金東在《漢代銅熏爐研究》中所做的統計，截至2010年全國已公布的資料中，漢代銅質熏爐數量為177件（多數出自墓葬，少數出自窖藏），主要分布在陜西、江蘇、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其他地方則屬于零星出土。而明確為西漢初年墓葬出土的24件中，只有5件出自黃河流域，另外19件均出自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其中16件都出自廣東、廣西等當時南越國轄區范圍內。
此外，從熏爐式樣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南越國領先于中原。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的錯金銅博山爐，極其精美奢華，令人印象深刻。其實博山爐這種形制也是首先出現在南方。孫機先生指出，“從廣州出土物所反映的情況看，西漢中期已出現博山爐。初出時，其爐身尚接近豆形，但爐蓋聳起，鏤空作山云圖案……至于爐蓋呈圓錐形、蓋面鑄出山巒的博山爐，亦于廣州西漢中期墓中出現。而且這種爐型在廣州長期沿用不衰，若干陶熏爐制成此形。”
南越國能夠引領熏香時代風尚，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地理與氣候環境。熏香的最初功能是祛濕防蟲，而我國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楚文化區域），一年內大部分時間氣候溫暖潮濕，蚊蟲易于滋生，所以考古發現中可定為熏爐的最早器物出現在楚地。嶺南地區在蚊蟲之外尚另有一種“瘴氣”，對人的身體健康構成致命威脅，而當地人相信熏香可以辟除邪祟。這些都使得南越國在熏香方面比北方內地有更迫切的需求。
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
熏爐及乳香非常罕見
在這次展覽中有一件四聯體熏爐，造型精美，吸引了觀眾的目光。這件熏爐為銅質，呈豆形，爐體由四個互不連通的小盒組成，可以同時熏燃四種不同的香料（出土時爐腹內尚有炭粒狀香料留存）。這種樣式的熏爐在中原從來沒有出現過，卻在南越王墓一下子就出了5件。同時出土的單體銅熏爐，其造型與紋飾風格也與同時期的中原銅熏爐大異其趣。
從目前已經出土的實物來看，南越國熏爐有三個特點，一是總體上熏爐數量比同時期的中原地區熏爐數量多得多；二是銅質熏爐與陶制熏爐各有各的風格，沒有相同的形制；三是不論銅制還是陶制，熏爐都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在同時期的北方基本上找不到同款。
前文說過，南越國之所以能長期引領熏香時代風尚，與其地理氣候環境息息相關。其實，南越國在地理位置上的獨特之處除了炎熱潮濕之外，還在于它以南嶺為屏障，長期自成一體，與中原政權之間時戰時和、物質文化交流不夠充分，故而保持了較多的地域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南越國瀕臨大海，有著漫長的海岸線和諸多優良港口，歷史上一直通過海上貿易與異域外邦保持著密切聯系，使得其文化中融合了大量的異域色彩。
據南越王墓考古發掘報告《西漢南越王墓》，以及1983年擔任南越王墓考古發掘隊隊長的麥英豪在《廣州南越王墓》一書中的介紹，當年發掘南越王趙眜（mò）墓時，在西耳室出土原支大象牙5支，成堆疊放，經鑒定，確認為非洲象牙。還出土了一個銀盒、77枚焊珠金花泡。銀盒與金花泡從造型、紋飾到工藝都明顯屬西方（古埃及、兩河流域）風格。這些都為南越國與海外的密切貿易往來提供了證據。
最重要的是，在西耳室發掘出一個小漆盒，內有樹脂狀藥物，重26克。雖因其入土2000多年，所含成分已經分解，但對比乳香與現代松香之后，排除了松香的可能；因其外形與1974年在泉州灣發掘出來的大型宋代沉船內發現的乳香類似，故不排除它確實是乳香。乳香又名薰陸香，是橄欖科植物的膠樹脂，主產于紅海沿岸。中國不產乳香，而且長期大量進口此物，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是到目前為止我國使用乳香的最早實物證據。另外，1979年在廣西貴縣羅泊灣二號漢墓出土的銅熏爐內，盛有兩塊白色橢圓形粉末塊狀物，據推測可能屬龍腦或沉香類的樹脂香料殘留物。該地也在當年的南越國范圍內。
從文獻資料來看，乳香最早以“沉光香”之名載于《漢武帝別國洞冥記》，該書作者是東漢郭憲。乳香出現在正史中則更晚一些，是在《三國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列傳》中。龍腦之名最早是出現在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番禺（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果布”為馬來語對音，即龍腦，它是從龍腦樹的木材中蒸餾出來的白色晶體，又名冰片。南越國出土的乳香及龍腦實物均早于這些文獻記載。
滿城漢墓博山爐或用的異域香料
樹脂類香料的使用是我國香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其意義非同小可。在此之前，我國古人在熏香時焚燒的是草本類本土香料。馬王堆漢墓M1、M2分別出土了兩個豆式陶熏爐，熏爐內發現存留有高良姜、辛夷、茅根等。這些本土香草的特點是易于燃燒，但難以持久，而且香氣不夠濃郁。樹脂類香料剛好能彌補本土香草的這些不足，所以樹脂類香料的引進使得熏香文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自從引進樹脂類香料后，本土香草類香料就逐漸退出了熏爐熏燃材料的行列。
另外，由于茅香等是草本植物，干燥后本身就是可燃物；而乳香、龍腦、沉香、蘇合等樹脂類香料，須置于其他燃料上熏燒。因而，隨著海外樹脂類香料的引進，熏爐形制和熏燃方式也相應發生了改變。早期的豆形熏爐爐身較淺，爐蓋較平。為了使各種香草充分熏燃，往往在爐身下部或底部鏤有進氣孔，而在爐蓋上鏤有出煙孔，空氣自進氣孔進入爐內，香料的煙則從出煙孔散出彌漫室中。孫機認為，滿城1號漢墓出土的鼎形銅熏爐，蓋上鏤圓形出煙孔，底部則鏤出四邊對稱的長方形進氣孔12個（還有一個小圓孔），可推知其中熏燒的也應是某種香草。孫機進一步提出，“一般說，熏燒樹脂類香料之熏爐的爐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樹脂類香料放在炭火頂上，使之徐徐發煙。”而在南越王墓出土的熏爐內，發現未燒完的炭粒，可以證明爐內熏燃的正是來自海外的樹脂類香料。
當時的人們在熏燃樹脂類香料時，為了防止炭火太旺、炭味太濃，還將爐身下部的進氣孔縮成很窄的縫隙，甚至往往做成封閉的；同時將爐蓋增高，在蓋上鏤出稀疏的小孔，透過小孔的氣流攜帶熏爐上層的香煙飄散；而爐腹下部的炭火層由于通風不暢，所以只保持著緩慢的陰燃狀態。滿城漢墓出土的著名錯金銅博山爐，在結構上正是這樣的設計理念——它爐腹較深，腹上部有山峰探出，與爐蓋上的群山相連接。出煙孔利用山巒重疊之勢，多開在隱蔽處，平視不見空隙，熏燃時始見香煙裊裊升起。據此可以推斷，這種熏爐就是為了適合樹脂類香料發煙需要而研制的。
漢中山靖王劉勝卒于公元前113年。在此之前，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應南越王趙眜的請求，出兵幫助南越討伐閩越，南越國與漢朝之間的貿易變得頻繁；公元前126年，張騫完成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任務，加上漢朝持續對匈奴作戰，終于打通了陸上絲綢之路。這都使得身處北方內地、崇尚奢侈生活方式的劉勝，有機會在生前用上來自異域的樹脂類香料。
（圖/文 張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