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拉鐵摩爾(1900—1989)是著名的漢學家、蒙古學家。作為一位著名的“中國通”,他在中國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并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1937年6月,拉鐵摩爾一行赴紅色圣地延安訪問,雖然時間很短,但對他的影響卻是終身的。這次訪問,不僅讓他真正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人,更經由他的記述,讓世界更全面地認識了這支充滿著理想與激情、必將改變中國的磅礴力量。
認識的轉變
拉鐵摩爾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在他于1929年至1930年結束東北考察活動之后的著述中,曾認為“中共只是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農民起義在20世紀的表現形式”,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判斷,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對本國事務的深刻認識?;趯Ξ敃r東亞地緣政治的認識,拉鐵摩爾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中國政治以及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并開始尋找機會訪問當時作為紅色中國的心臟——延安。
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拉鐵摩爾實現了訪問延安的夢想。1937年春,他回到北平時,曾去找過埃德加·斯諾,了解訪問延安的方法和途徑,斯諾給了他寫信去延安的地址,之后得到歡迎訪問的回復。與此同時,美國《美亞》(Amerasia)雜志主編菲利普·賈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絲·賈菲,以及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畢森也到了北平,與拉鐵摩爾建立起了初步的聯系。為了解廣闊內地的信息,他們也想著去延安看看,而拉鐵摩爾剛好對中國非常熟悉,可以作為向導和翻譯一起前往,雙方一拍即合。由于當時前往延安的這些人大都和《美亞》雜志有關,因此這個訪問團后來常被稱為“《美亞》小組”。
在盧溝橋事件一個月之前的1937年6月7日,拉鐵摩爾一行從北平出發,前往延安。他們于6月10日抵達西安,住進當地著名的飯店——西京招待所,并得到了允準訪問延安的介紹信,但必須自己解決交通問題。在這當口,他們找到了長期在中國生活、同時能提供汽車服務的埃菲·希爾同行,問題順利解決。
從國民黨統治地區前往延安要冒不小的風險,但拉鐵摩爾還是決定試一試。6月18日,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他們全都擠進了希爾的汽車。為防止引起懷疑,他們沒有退掉旅館的房間,聲稱只是出去看一些皇陵。車子出了城門后一路前行,到了西安守軍與紅軍之間的一處哨所。由于希爾在當地關系熟絡,打過招呼后,他們順利通過哨卡,并于21日抵達延安。仔細算起來,他們是進入根據地的第七批美國友人,同時也是全面抗戰爆發前最后一批采訪中共領袖和紅軍將士的外國人。拉鐵摩爾一行在延安總共待了四天,在這短短幾天時間里,他們得以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所蘊含著的團結之力。
延安的四天
抵達延安的當晚,拉鐵摩爾一行就受到熱烈歡迎。毛澤東、董必武、丁玲等前往他們的住處表示慰問,并專門舉行歡迎晚會。22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在窯洞中辦學的抗日軍政大學,并見到了朱德給學員授課的場景。下午,毛澤東在住處會見了拉鐵摩爾一行,向他們詳細闡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對英美的相關政策,并回答了相關的問題。拉鐵摩爾后來回憶道:“我看到毛澤東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多次接見美國作家的地方也是這里……這些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主席……他們具有驚人的明晰的頭腦,預言了戰爭的爆發、演變和結果,以及戰爭對國共兩黨圍繞著愛國抗戰的領導權進行的斗爭和影響。”
當天晚上,毛澤東等陪同拉鐵摩爾一行觀看了文藝表演,拉鐵摩爾特別注意到,“在延安,晚上他們舉行文娛性的集會。大人物們,毛、周、朱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全部到場,坐在觀眾中間,他們沒有特權者的席位,完全同群眾打成一片。這是他們了解人民的想法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種場景對拉鐵摩爾的觸動非常大,因為這跟他在上海、北平這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很不一樣。這種為了共同的事業而團結平等的精神,將會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23日上午,因為當地下起了瓢潑大雨,原定與朱德等人約定的籃球友誼賽不得不取消,拉鐵摩爾一行改為在窯洞里采訪朱德。朱德向他們介紹了當時中國的國內軍事形勢以及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等問題,并指出,中國要打敗日本侵略者,必須依靠全國工人和農民的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展開這場群眾運動。下午,拉鐵摩爾拜訪了博古,向他具體了解邊區的民族政策以及少數民族的相關情況。當晚,他們一行又前去拜訪周恩來,并就國共和談以及統一戰線問題進行了深入交談。
24日上午,拉鐵摩爾一行受邀在朱德主持的紅軍指戰員大會上發表演講,雖然條件簡陋,但聽眾依然多達兩千多人。當晚,他們結束對延安的訪問,啟程返回西安。在這段延安之旅結束后不到兩周,震驚世界的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打響。
團結的偉力
“在延安,我們是站在中國和亞洲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封建主義革命的中心。”要是沒有這次延安之旅,拉鐵摩爾對于中國社會與政治的認識將是不完整的,因為在這里,蘊含著變革中國的決定性力量。拉鐵摩爾的這次延安之旅,讓他找到了這支在中國社會中曾經被誤解和掩蓋,但卻始終在蓬勃壯大中的力量。他后來的一段記述,能夠讓我們清晰地體會到他內心所受到的震撼:“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當我們等待汽車發動機冷卻下來時,我問希爾:‘埃菲,你見過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你認為這些人怎樣?’因為他在延安四處走動,跟人們攀談過,我想聽聽他的反應。他說:‘告訴你吧。我遇見過很多國民黨知識分子。我也曾跟軍閥有來往。幾乎沒有什么樣的中國人我沒有打過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能夠領導中國的人(指毛澤東)。’”
在這之后不久,拉鐵摩爾撰寫了兩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陜北之行》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現在和將來:統一戰線的理論》,雖然未能公開發表,卻通過一些渠道讓世界進一步了解到紅色中國所蘊含的團結之力,也堅定了拉鐵摩爾支持中國抗戰的信心,同時他認為,中國必將在戰后世界政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因為如此,他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不得不背井離鄉、遠渡英倫。但歷史終有公論,到了1972年,隨著中美關系轉暖,他也在古稀之年得以踏上新中國的土地,那個在他青年時代曾經殘破不堪、如今卻日新月異的“第二故鄉”。(袁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