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為推動改革開放作貢獻

 

三十年前的1994年，北大國發院的前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誕生了。我曾經參加過1993年12月在北大舉行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備會，三十年來見證它的成長，今天想與大家分享我的兩點感悟。

第一點感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催生了CCER，也推動了國發院。

CCER首先是時代的產物，這個時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CCER的成立至少與三個改革開放因素有關。

第一是始于1977年的教育改革。CCER的創始人中有多位是1977級，即“文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我本人也有幸成為1977級大學生，去了清華。如果沒有當年率先進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本科招生以及后來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就不可能有后來的CCER創始人，也就不可能有CCER。

第二是經濟改革。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步的農村改革，到1984年從農村推向城市的改革，特別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以及1994年1月1日啟動的財稅、金融、外匯、企業等一攬子改革措施，是CCER成立的直接導因。正是由于1994年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大勢，才促使了北京大學領導對成立CCER的強力支持，這在當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沒有經濟改革，就不可能有CCER。

第三是開放。CCER創始人和早期絕大多數教師都是在改革開放后去美國、英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留學歸國的經濟學學者。沒有開放就沒有去海外學習現代經濟學的機會。他們中很多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中國留英經濟學會成員，多位還擔任過會長。他們在海外學習時就熱衷于討論、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問題，并把現代經濟學介紹到國內。沒有開放，就不可能有CCER。

通過CCER，北京大學逐漸聚集了一批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具有在海外教學研究經歷的經濟學學者，形成了一個critical mass，即臨界質量。

第二點感悟，CCER和國發院不僅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更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推動力量。

第一是對經濟學教育的推動。通過系統性地引入前沿的現代經濟學教科書、海歸教師授課、邀請海外著名經濟學家講學等方式，CCER和國發院的本科經濟學雙學位、碩士項目、博士項目，包括中外合辦的MBA項目，培養了一批經濟學和管理學人才。一些教師和學生在北大的其他學院或中國的其他大學擔任管理者，在更大范圍推廣經濟學教育現代化，也激發了更多中國大學的教育改革。

第二是推動了經濟學研究的現代化。通過創立《經濟學》（季刊），引入匿名同行評審等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規范，在全國起到了示范作用。通過學術研討會、中國經濟學年會，與NBER等國際研究機構的合作等方式，營造了學術研討氛圍。CCER教師之間激烈的觀點爭論，更加彰顯了北京大學兼容并包的傳統。

第三是對經濟改革開放發展的政策影響。CCER和國發院作為最早成立的大學中的智庫，運用現代經濟學做政策研究，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提出政策建議。教師和學生中有多位在國家經濟政策制定部門的重要崗位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學術思想的影響，領域包括宏觀經濟、產業政策、民營經濟、數字經濟等多方面，盡管這些很難度量。

第四是對開放的貢獻。這里是一個國際學術交流的中心，學生去海外留學或交換學習，招聘海外教師，組織中美“二軌”對話等都是例證。一些畢業生留在海外工作，他們在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上、在促進中國的國際交流上，為中國和人類文明作出貢獻，也都是對中國繼續開放的貢獻。

北大CCER和國家發展研究院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推動力量。中國四十多年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發展離不開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離不開思想。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傳統，造就了它成為一個出思想、出想法的地方。這是北京大學在中國學界、在中國社會有著獨特地位的基本原因。

在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很多新問題、新挑戰，這就需要更多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期待北大國發院站在三十而立的時間節點上，繼承創立CCER的精神，繼續為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貢獻。

（作者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原院長，本文根據作者在北大國發院成立三十周年慶?；顒由系闹罗o內容整理）

 

（《人民周刊》2024年第24期）

（責編：張若涵）